时下,网民中流行着“找警察不如找网络”的说法。网络上的一张照片、一个视频场景、甚至一个网名,一旦被下了“网络通缉令”,就会有无数网民参与进来,从不同途径对其真实身份和隐私信息进行“地毯式搜索”,像拼图游戏一样,各种信息在相互补充和综合梳理之后,一个现实中的人就被完整地“搜”了出来。目标人物往往是“道德反叛者”,一旦现形,便被众者不遗余力地肆意挞伐。从“铜须门”、“虐猫女”到近引起了司法争议的“北京人肉搜索第一案”,是非热议已将人肉搜索推到了悬崖边缘。这种类似文革遗风的群情激愤到底是新型民间道德秩序的监控机制,还是一场公共的心理危机?

　　人们需要一个“攻击目标”　

　　众多网友在得不到任何实际酬劳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去“搜人”,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冲动。在心理层面上,人们需要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背后说人是非、幸灾乐祸甚至对“倒霉者”落井下石等,尽管人们对当事人并无怨忿。心理学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当别人的不幸遭遇不至于悲惨到引起我们本能同情的程度时,这对我们的心理反而会是一种良性刺激,使我们产生轻微的快感。为什么会如此呢?

　　第一,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人兼有“生本能”和“死本能”,死本能在不能朝向自己的时候便会向外转化,变成对外界的攻击性和破坏欲,这种人性中的“恶势力”在现实规则中并不能随意释放,基本处于压抑状态,而一旦有了某种“介质”(比如别人的过错或短处),便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宣泄通道,对其进行攻击。所以,当面对网络上那些有悖公序良俗的事件出现时,人们自然会不假思索地将之当作一个佳的攻击目标。

　　第二,参照信息中的社会比较。“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个概念除了指明人类群体的物质依赖性,还有心理上的指向,即人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进行自我评价,通过与同类的比较而产生适当的情绪及感受。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则是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人们选择与之比较的参照信息通常是熟悉的人或者相似的人以及公众人物。当网络聚焦了某一事件的当事人,无论他是名流还是草根,都会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参照信息。所以,人们对“名人丑闻”特别敏感和兴奋,因为它减缓了“社会比较的落差”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对于一些成了众矢之的的普通人,人们在攻击谩骂的同时正是在享受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生活经验也验证了人们在日常心理中对“攻击目标”的需求。　　

小心转化成“网络暴政”　　

　　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立法“叫停”,是因为有众多被“追剿”者的正当权利被迫害,比如名誉权、隐私权、安宁权。

　　当人们以道德的名义高举侵权之剑时,实质却正是一种挑战道德底线的“暴力”。为什么极具攻击性的人肉搜索能形成庞大的势力而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因为人肉搜索的基础在于“人多力量大”。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当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掠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为什么每个个体都可能是安善良民,而聚集在一起却可能成为一群暴徒?因为个体融入群体而产生的安全感会使他们敢于放纵自己的行为,并且固执的以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法不责众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做“群体极化”,即当一个群体中人们的观点和反应符合个人的心理期望时,这个群体的思维和决策便会走向极端和冒险。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产生“去个体化”效应,所以每一次人肉搜索都展示出了网民互动战争的波澜壮阔。

　　如今,公众的许多权利是通过网络动员来激活、实现和凝聚的。“网络社区”给予了人们平等参与的权利,使人们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信息提供者,自我成就感得以提升。而人肉搜索则是进一步地使人人都变成了“警察”、“法官”和“道德审判者”,网民所代表的草根群体这一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崛起,并且正体验着一种空前的“权力幻觉”。在普通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往往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权力饥渴,为了大限度的对社会产生影响力,他们的“正义感”就容易逆转成“网络暴政”。

　　同时,掘地三尺地挖掘当事人的隐私也暴露了一种病态心理。窥视和好奇心虽是人的一种本能冲动,但把自己的这种欲望公然变成了对别人的一种“私刑”,则是偏离健康心态和健全人格的表现。

　　人肉搜索并不乏积极的社会意义,它预示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成熟,并怀抱着捍卫、重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激情。但是,不要让道德变成“绑架”的武器,道德给人带来的应该是归属感、安全感、温馨感,而不是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