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连续发生的自杀事件引起人们对于自杀现象的极大关注与深刻思考。自杀与离婚现象虽说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都随着社会现代化而趋于高发，但这样密集地发生在一个企业还十分少见。任何以个体的、个别的原因去解释富士康“十一连跳”，都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特征：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1/3自杀致死的人并不存在精神障碍，60%自杀未遂的人属于冲动性自杀。弱势群体是自杀行为的高危人群。

　　而发达国家则明显不同。以日本为例，日本自杀的人群中，男女比例为72：28，40岁到60岁的男性占自杀人群比例为42%。数据显示部长级官员自杀消息公布后自杀者人数有增加趋势。较之中国，男性比例偏大，精英群体自杀行为更显突出。

　　日本自杀行为发生的时间也相对集中，发生概率大的时间依次为每年的3月1日，自杀人数138.0人；6月1日，118.6；5月31日，115.6人；11月1日，114.0人。自杀人数少的时间为12月30日，55.2人，以下的事件依次为12月31日，12月29日，8月12日，1月2日。而中国“冲动性自杀”显示出高达60%的比例，至少目前还没有时间相对集中的数据显示。

　　中国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这与女性人群、农村人群的生存条件、面对的生活压力，面对生存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均具相关性。上述两大弱势群体伴随生活条件、生态环境的改善，自杀的概率或有较大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着晚年的孤寂。现今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常常被亲属乃至社会所忽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很不乐观，其中的些人患上抑郁症并导致自杀行为等严重的后果。老年人已成中国自杀率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杀人群的36%，每3自杀的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万5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死亡。

　　著有《自杀论》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又译作涂尔干）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自杀不应以个人心理探讨，自杀是社会影响个人的”，是“失范”。他认为，“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因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一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

　　所以，把自杀的原因仅限于个体自身的原因是很狭隘的，任何以个体的、个别的原因去解释富士康“十一连跳”，都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他自杀事件也一样。我们应该把自杀事件提高到社会层面上来。对于不同个体，外界生态环境的制约影响固然会有千差万别，但外界生态环境的优化，显然是减少此类惨剧发生的根本条件。这不仅因为外界生态环境的优化会减少此类惨剧发生的诱因，而且因为个体的内生态环境本身，也是外界生态环境的产物，是外界生态环境所派生的。一个人只有在无法面对现实、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时，才会选择轻生。

　　中国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这与女性人群、农村人群的生存条件、面对的生活压力，面对生存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均具相关性。上述两大弱势群体伴随生活条件、生态环境的改善，自杀的概率或有较大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着晚年的孤寂。现今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常常被亲属乃至社会所忽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很不乐观，其中的些人患上抑郁症并导致自杀行为等严重的后果。老年人已成中国自杀率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杀人群的36%，每3自杀的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万5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死亡。

　　同样，老年人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也与他们的生活条件、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下降，家庭、社会支持的缺失，整个社会尊老风气的式微，都是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原因。

　　那么，对于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危机干预，根本的路径就在于给他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让他们看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无疑，这有待于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优化他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