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记得我在前几天采访一个日本的心理专家的时候，他说相比较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其实现在地震一周年左右的时间，反而是心理救援关键的一个时刻。

　　张侃: 更重要，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规律，刚开始的时候，受灾的群众想自杀的是没有的，没有说地震5天之内就自杀掉了，从来没有。完了之后，遇到这么大的打击，所有的人就会自我封闭，然后就想怎么办，这个时候去搞心理援助是很危险的，心理援助在第一时间应该是对救援队伍、媒体进行援助，对少数正在被挖掘的人进行援助，对多数人应该进行陪伴，不要去找他麻烦，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或者是组织他们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活动，这就是援助了。

　　张侃: 你不要说看到他家里死了几个人，去给他做很多事情，这其实都是不对的，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人有个特点，遇到问题都想自己解决，怎么办？他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难思考出什么结果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去怪任何人，也不会去找很多麻烦，也不会有很多的诉求，甚至觉得很庆幸，别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嘛，赶快救别人吧，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

　　张侃: 等到一切都平静了，这个时候开始思考，未来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根据我们的调查，那些个体的自由职业者，现在陷入了大的一种困惑，他不知道怎么办，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这些没有受到地震残害的人，包括干部，包括一般群众，千万不要只是良好的愿望。

　　张侃: 比如我遇到一个小伙子，30多岁，他家里一个人都没死，但是他本来在北川办了一个旅馆，这个旅馆有7层楼，还是比较值钱的400万，现在虽然人没死，旅馆没了，还欠了别人70万，他就拼命想这个事今后怎么办，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张侃: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政府给他盖个楼，我是说很多事情不能从我们这个角度来想象，家庭财产的重大损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沉重的心理创伤，不单纯是死人才是心理创伤，他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困难将是长期的，心灵的恢复将是更长期的，不可以过分地渲染形势一片大好，反而引起群众的反感，因为不实事求是。

　　主持人: 所以现在灾区群众面临的这种严峻的形势，或者是说不容乐观的形势，我记得去年12月份您来我们这儿参加访谈的时候，您说过在我们调查当年唐山地震幸存者的时候，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们心理健康情况还是和一般人相比较差很多，在心理方面汶川跟唐山相比有哪些进步？

　　张侃: 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相隔32年，这两次地震反映出我们各个方面有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别的事情咱们说不着，说心理，唐山地震根本没有心理，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们中国唯一一个心理所的教授在干校，当然那时候党组织做工作，我相信党组织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主持人: 三四十年前，人们对心理的概念没有什么认识。

　　张侃: 对，当时没有什么心理的概念。这次从心理方面来讲有巨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张侃: 第一、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的重视，不仅仅胡锦涛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指示要关心，特别对青少年要关心，而且写进了中央的文件，地震后很快就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汶川地震的重建纲要，纲要里面就明确写了，要由各级政府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援助，要有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已经进入中央的文件了，应该说中央的层次是高度重视的。

　　张侃: 第二、从社会上来看，大家对心理援助是非常关注，而且总体来说是从正面接受的，我们去调查，有的人说防偷、防盗、防心理，我看恐怕是开玩笑，你有什么根据，根据我们的调查是这样的，无论是重灾区，还是轻灾区，还是非灾区，重灾区就是那个地方房子倒了，死人了，边远的地方受到地震的影响，再有北京就是根本没有灾的，只是房子晃了晃，对群众进行调查，让大家来判断，你认为灾区应该有多少心理学工作者去帮助，你认为灾区应该派多少医护人员去帮助，这三个地方对心理人员数量的估计大大高于医务人员，说明群众对这个事情是有需求的，而且我们到下面非常受欢迎，大家对心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

　　张侃: 但是这个调查同时也发现，你认为心理援助的效果和医学援助的效果怎么样？大家一致认为医学援助的效果是好的，心理援助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张侃: 所以这就讲到第三个方面，我们这次有大批人奔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在唐山的时候是不可能，特别是我们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长期在灾区，我们已经动员了经费800万。北京师范大学徐燕教授是院长，带领着队伍，还有北师大也带领了队伍。当地有一个西南科技大学是一个心理学副教授当地的队伍，我们西南大学有两位负责人李虹和赵玉发带队伍在那边进行心理援助。

　　张侃: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力量，可以按照科学的方式展开心理援助，这也是跟以前比有巨大的差别，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主持人: 像您所说，通过这次地震我们看到了进步，也看到了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次大地震的发生，对于我们国家的心理援助机制的建设和发展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侃: 我觉得已经做好了一种充分的需求的舆论的准备，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可能有点过分，像“五四运动”为共产党的成立做了人心的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共产党，那是1919年，共产党成立是1929年，经过了几年。

　　张侃: 这一次从党中央到地方，到群众，到我们心理学界的认识，对我们国家在未来的大规模的灾难面前怎么更好的组织心理援助做了大量的准备，下一步就是把心理援助落实到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当中，并且进行具体的实施和组织，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么大的国家，难免有很多的灾，有了灾就得抗灾，就得救灾，救灾当中包括了心理，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向全世界彰显我们社会的进步性和人道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主持人: 好，我们访谈进行到这儿，来看几个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叫“中国人”，他说地震对孩子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使他们蒙上了灾难的阴影，对于孩子来说应该怎么样摆脱阴影，阳光的生活？

　　张侃: 孩子受到地震，这里面也包括不同样的孩子，比如在科学院的指导下展开的工作，有一组专门针对孤残儿童，孤残儿童有他的特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他们的工作。还有非孤残儿童，当然更多，这些孩子应该受到我们家长和社会的更多关注。

　　张侃: 现在有些事情提的不是太恰当，比如说给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升学方面提出了很多高的要求，说全国人民都关心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学的好点，这个也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你说这个人怎么经过地震突然智商就提高了，这不太可能吧，还有我们一个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一个名校是很长时间形成的，震完了以后很快就好了。所以，对这些孩子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要求。

　　张侃: 首先是关注他们的成长，而不是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光看孩子是没用的，现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发现了，孩子集中在八一帐篷学校，五天都挺好，周末要回家，这一回家问题就来了，家无居所，可能父母的心情不太好，马上就负面的东西来了。父母心里要有数，虽然有困难，不要把负面的情绪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张侃: 经过灾害的人是两极分化的，有一部分人以后发展的更好，什么大的问题都能顶得过去，灾都过了，还怕什么，我们要向正面的引导，当然也有负面的，所以对孩子要进行心理支持，要全方位对社会各个方面的人进行心理支持，使他们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一种心态平衡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
主持人: 今日当我们再回想这次地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或者事的时候，先想起来的还是地震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典型的人和事，比如说像可乐男孩这样的人物，或者像北川中学很典型的受灾群体。像这些典型的人和事，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老百姓对他们的了解时常能够耳闻，我们更担心的是除去他们，有一些更加需要帮助的群体，反而我们没有关心到？

张侃: 媒体有媒体的特点，他必须关注一两个亮点，否则不叫媒体，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明星，我们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受灾群众要认识到我们就是受灾群众，因为天灾导致了重大的损失，全国人民，党和政府正在关心我们，困难逐步解决，问题逐步解决，不可能媒体把每个人都在电视上宣传一下。

张侃: 当然反过头来，从媒体来看，也有必要从宏观方面对受灾群众有更多的关心，你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对，首先是特殊群体，特殊群体在哪儿？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地震当中，家里有人伤亡的全部都是特殊群体，按照我们心理的三级预防系统来看，他们已经属于二级的工作对象，在这个当